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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惊天动地一件事，那就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改革与开放”。

　　1989年5月24日，新港船厂为天津远洋运输公司建造的1500吨货船“富山号”下水。

1980年代，天津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经“改革与开放”出现一系列巨变。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在海边寸草不生的盐碱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0年10月29日，天津新港新建凸堤码头。

　　1984年10月，参加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的工作人员加紧勘测，为第一期开发做好准备。

　　1985年4月29日，天津市机械施工工程公司为经济开发区年内实现三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建设打下了第一根基础桩。

1970年代末期，于狂热中沉静下来的中国思想理论界，开始反思诸多问题，如建国30年，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为什么还这么落后？过去一提此类问题，不是将责任归咎于西方列强对华的经济封锁，就是要和解放前的经济状况相比，借以否认经济建设落后于人的现实。只有这一次，当首先是在思想上获得解放之后，通过深入探讨、激烈辩论，人们才认识到是过去多少年来用于指导经济发展建设的诸多“路线”、“方针”和“政策”出了问题。同时深刻意识到，再不变革，继续落后下去，将会危及到民族存亡。于是，中国大陆从上到下，决定走“改革与开放”的道路。

然而，改革开放谈何容易？建国30年，旧有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地控制着国民经济各大领域，譬如经济形式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一经营和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还有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

所以说，当年中国大陆对旧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可谓“难于上青天”。尤其是在初期，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举措，只要涉及到改革与开放，就有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甚至是来自某方的政治压力。譬如，就连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做一件承包本村土地到各家去种、即包干到户的小事，都得写下“生死状”，摁上红指印，还得留下“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的悲壮之语。

　　1980年9月15日，天津市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中试办的第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西郊区木厂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

　　1983年4月1日，天津桂发祥麻花公司开业。

　　1989年11月17日，天津津美饮料公司采取美国可口可乐公司销售方式建起一支摩托销售队，开展多项销售服务。

　　1988年11月22日，天津大发微型汽车经国家汽车质量监测中心测试，在全国微型汽车系列中名列第一。

　　1989年6月1日，天津迅达摩托车公司增加产品竞争力，改型后的K80.540-010A型摩托车投入生产。

1980年8月25日，天津葡萄园与法国人头马集团合资兴建的中法合营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此乃天津市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据说也是中国大陆制造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意义非凡，按说该是多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但其投产典礼大会，却是非常简单地召开在该厂堆有杂物的大院里。现场没鲜花，没鞭炮，没主席台，甚至都没有一把座椅，“台下”数十名听众随便站立在土地上，其中戴着草帽的，穿着短裤拖鞋的，一看便知是自家葡萄园里的员工。整个活动搞得就像农村生产队在宣布一件什么事情，可见这家合资企业低调到何种程度？

　　1980年8月25日，中法合营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举行投产典礼仪式。

80年代初期，很多改革开放的壮举，全都如此低调地开场。某些改革举措颇具开创性，记者前去采访，却被告知“暂不宣传，容我们试行一段时间再说”。当时，很多改革者的心态是：“多办事，少声张。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尽管上面已说好允许大家“摸着石头过河”，但真到“过河”时，人们还是心有余悸。因为那时杂音不绝，你搞“合资”，有人会问，你的企业姓“资”、还是姓“社”？你搞技术引进，有人会问“民族工业啥办”？“自力更生的道路还走不走”？当年，改革开放往前每走一步，哪怕是今日看来微不足、甚至滑稽可笑的一小步，都要具有很大勇气和魄力。

　　1981年7月8日，经国际船舶检验组织严格鉴定，天津市生产的七种电焊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86年1月28日上午十点四十分，天津电视机厂电视机产量突破百万台大关。

　　1980年12月7日，胜利路上刚刚建成的当时天津最高的大楼——天津出口商品陈列馆。

　　1988年10月26日，天津机械工业管理局将竞争机制引入企业承包，首次在天津开办企业招标承包市场。

　　1984年9月3日，天津市和平区南市食品街招聘经理面试。

　　1986年11月17日，天津市红桥区修配公司公开拍卖五家小型修配店，两个小时角逐，有四家成功拍出。

1984年12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地点在天津市区以东40公里处，原塘沽盐场三分场的大片盐池。何为不毛之地？那里就是。一眼望去，方圆数十平方公里，除盐卤和极耐盐碱的几篷野草外，别无他物，天津市委、市政府却说要在那里建设现代化新城，当时谁也不信，说是夜天方夜谭。

　　1989年8月8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美资企业签约。

主持召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第一个会议的，是时任天津市长的李瑞环。会上，尽管李瑞环告诉大家，沿海开放包括天津在内的14座城市、兴办以天津为首的四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重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大文章，但他还是察觉出有人不甚理解，比如刚被调到开发区、后来官至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叶迪生。会后李瑞环找叶迪生谈心，问他说：“中国出现在清末时期的洋务运动你了解多少？”叶迪生说中学时学过。李瑞环又问：“那时搞洋务运动干什么？”叶迪生说是为富国强兵。李瑞环说：“对，办开发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我们要把世界先进的技术和企业引到国内来，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关起门来搞建设了。”叶迪生一听豁然开朗，知道这已不再是小打小闹的改革，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就要出现在这片土地上。

　　1989年12月5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全景。

从此，天津大批谙熟现代科技和经济管理的精英们，日夜苦战在那片盐碱滩上，让那片不毛之地日新月异。但直至这时，社会上仍有一些人，对开发区的发展思路、模式，乃至其前途、前景，仍持怀疑心态，甚至嘀咕“开发区的旗帜能打多久”。1986年8月21日，邓小平同志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视察，在与开发区干部座谈时，有人竟当面询问邓小平同志说：“小平同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存不存在收的问题？”邓小平当即坚定、郑重地说：“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随后，邓小平同志又给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挥毫题辞：“开发区大有希望”。邓小平同志一句话、再加这样的一幅题辞，镇住社会上的所有杂音，天津立志改革开放的建设者，闻之无不欢欣鼓舞。整个中国大陆热衷于改革开放的建设者，也都吃下一颗定心丸。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为天津开发区题字《开发区大有希望》。

文：李雅民（节选自图书《破茧八〇年代》）

资料照片均来自天津影像信息全媒体平台

（天津日报历史照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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